孺慕與思念─憶父親 | 新活水 Fountain of Creativit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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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.圖/郭為美 記錄/楊淑芬

「過去父親每完成一幅畫作,總會高高掛起來,他特殊的宣紙油畫,落筆的時候畫作已經完成,不能再更動,但是他總會將畫掛起,反覆欣賞反覆思考,我現在也一樣,作完畫,我也一樣高高掛起,慢慢看慢慢想。

我在北平出生,是我父親和我娘結婚的第一個孩子,父親在台灣有一個原配,生有兩個姐姐為真和為善,她們兩人在我很小時候就到北平和父母住在一起,後來我們家又多了小妹為節和小弟為漢;1949年父親生了黑熱病,醫生建議他「異地療養」,那時候我8歲,我們一家人就回到台灣,隔年成大建築系邀請我父親任教,並且配給我們老松町,也就是公園路321巷的成大宿舍,這裡有太多回憶,2009年我從紐西蘭回國後,就起心動念整修老房子,儘管這不是我們家的產權,我一定要好好整修,我一磚一瓦清洗重鋪,室內屋梁地板重整,庭園翻修,原貌重現「郭柏川紀念館」,整修好就交回市政府管理。

小時候,我記得父親很愛種果樹,後院有一棵大椰子樹,有三棵芒果樹,還有好幾棵木瓜,屋前還種上大芒果樹、枇杷樹,隨著季節變化,家中永遠有許多水果可吃,那時候父親也在院子養雞,過年或是朋友來訪,都可以肥美的加菜,整修老房子,我把果樹再一一種回去,芒果樹依然結實纍纍,屋前的九重葛盛放,成為公園路321巷最美的一景。

我在321巷附近有一工作室,並且經常回到紀念館,現在紀念館由「城市故事人」接替「那個」劇團管理運作,我在這兒回憶父親,在這兒作畫教畫,觀察並且回想,這兒一直是我溫暖的老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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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我在紀念館舉行一個小型的畫展,近年來老家整修好了,我得以全力創作,每年在東門美術館都固定開一次畫展,不同主題,壓力不小,這一切都是靠意志力支撐,這樣的意志力,是從我父親學來;我父親從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,孤身到北平,從籍籍無名到聲名大噪,就是靠勤奮向上,不眠不休的寫生練習,並且突破自己,每年固定在端午節,在北平中央公園「來今雨軒」展出,端午節是我父母初次相識的日子,他要讓觀眾和收藏者都習慣畫展的時間,並且等待他的畫展。

我認識的畫家中,就是父親最自律,那股倔強那股意志力,至今仍撼動著我。我記得他每天清晨很早就起床,一個人打掃庭院,並且到台南公園散步,散步的時候就是為了觀察和思考,許多人說郭柏川很霸道,很嚴厲,那是父親求好心切,很急著要教好學生,態度就很嚴肅急切;其實父親獨自時,思沈專注,眼神深邃就像位哲學家,現在有時候我到台南公園散步,彷彿覺得父親還健在,他的靈魂像是還凝佇在老樹草木之間。

那時候父親散步回家,吃過早餐,就把自己關在畫室,專心創作,沒人可以打擾他,一定會作畫到12 點,父親的自律理性,從整潔的畫箱可以看出來,12點時,他一定會把畫筆洗得乾乾淨淨,調色盤也刮得一絲不苟,每天作了什麼畫,言簡意賅寫在日記上,沒在日記上記錄,也會記到日曆紙上,這些規律至今深深影響著我。__吃過午飯,小睡過後,就是他閒逛放鬆的時候,父親愛朋友,經常和朋友一起喝酒到深夜,回家時才一進門就吐了起來,我小時候經常拉著兩片日式拉門,夾住自己的臉,看著媽媽在大門口,無怨細心的幫父親清洗收拾;那時候百思不解,父親那麼愛喝酒,母親卻脾氣那麼好,現在想來兩人因為相知相惜,母親懂得父親純真坦蕩的藝術家性格,全心支持,讓他沒有家累壓力,沒有後顧之憂,讓他的藝術隨心飛揚。

而父親對母親更是關愛疼惜,教授薪水微薄,但是父親仍為妻子請了佣人來打理一切,這是父親愛的表現;只是當年父親經常邀請朋友到家中聚餐小酌,尤其當時南美會不時都在家中開會,母親就要一一張羅,我那時候也常常要幫母親整治一桌桌大餐,最高記錄曾經一天有3場宴會,把我們母女兩人都累翻了。

321巷的老家,西北的房間就是父親的畫室,臨著外面的庭院,有一缸荷花,父親經常手扶大水缸,靜靜探看沈思;父親周日在家中收學生教畫,他沒有強迫家中的孩子跟著他的腳步學畫,父親說我脾氣不好,要等我修養好的時候再教我畫,因此高二才開始跟著父親學素描,只單畫素描,父親要學生注意動態、比例、明暗的調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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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從沒有學過油畫、雕塑,在參加西班牙聖喬治高等美術學校入學考試時,生平在考場第一次畫油畫,做雕塑,父親教我敏銳觀察與快速構圖、比例,與明暗調子的運用,我得以高分考取,我想是得自平日在家中耳濡目染,以及父親的訓練。

我要去西班牙念藝術,事先沒有告訴父親,但是出國前那一段時間父親為我畫像,從夏天畫到冬天,從穿夏季服,到冬天的毛衣,一共畫了3張,那是父親關愛的表現;現在回頭看看那幾張肖像畫,一張比一張緊繃的表情看來,實在因為當時趕辦出國手續,有許多雜事,心裡非常著急,畫面上把我剛強倔強和忐忑不定的神色都表現其中。

可以看出父親其實非常高興我去學藝術,出國前他帶我去看燈會,父親急切地想把台灣民俗的特色告訴我,至今花燈長什麼樣子我都不記得了,但是父親當時熱烈的神情還深印心上,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父親不多語,卻對我的藝術之路滿懷期望,並且要我記得台灣珍貴的特質。父親在日本學畫,早期從寫實風格入手,後來經過東北、北京的閱歷,再回到台灣,父親在北京時,非常用功,求新求變,並且深受國畫暈染和韻味的吸引,在宣紙上作油畫,繪出國畫筆觸影響的線條,回到台灣後,精簡畫面的線條和色彩,畫面爐火純青,看似不著痕跡,其實胸中有千壑,簡約中包涵所有細節,令人回味無窮;近年來,我也跟隨父親的腳步,想更深切了解父親的歷史,在北京走,在胡同裡繞,還跟父親用同樣的視角,畫了故宮的中軸線,畫作完成時,我嚇了一跳,和父親的畫風非常像,這麼多年來我都努力不要和父親一樣,要擺脫父親的影子,卻是因為看得太多,不知不覺受到影響。

父親一生中最好的畫家朋友之一是日本的梅原龍三郎,和大陸的國畫家黃賓虹,兩人和父親亦師亦友,父親在宣紙作油畫,也是受到兩人影響,父親的油畫筆和宣紙有很多是梅原龍三郎寄給他,我現在還留著很多當時他們兩人的書信,以及油畫筆等;黃賓虹對父親的畫也很推崇,倆人惺惺相惜,且曾贈父親四幅畫作。

為父親寫傳記的王家誠,我們一度互動頻繁,他好奇的要看我的畫作,曾經評過我們父女兩人的畫作,王家誠說父親的畫是「粗中有細」,我則是「細中有粗」,父親的線條雖非常簡化,但其實非常細膩,由繁而簡,而我雖表現女性獨特敏感細膩,但是大筆快揮,大處著墨,其實也深受父親影響,我認為這八個字正是我們父女畫風最貼切的妙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