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年十五二十時──楊念慈 | 新活水 Fountain of Creativity

楊念慈1

訪問/楊渡 與談/楊念慈.李燕玉.楊明 整理/文秀英

Q:今天很榮幸訪問到楊念慈老師,看到老師寫的《少年十五二十時》,寫到民間有那麼多熱血的少年,想找門路去參加抗戰、想報國,是無數年輕人的熱血去改變了一個時代,而不僅僅是正規軍打贏了這場戰爭,看到這個小說會特別感念。2015年就是抗戰勝利七十週年,今天的訪問相當有意義。開頭想先請老師談談如何開始創作。

A:我生長在大家族,整個家族算起來總共大概有一千人。過去在太平歲月,我們家族中同時在外面讀書的,經常有十幾個人,這些人也不一定愛好文學,可是他們有一個習慣,喜歡買書,所以每一個學期回家的時候,因為家鄉不靠近鐵路,靠近公路也沒用,因為沒有長途汽車,所以他們都是坐馬車,短短的一百里路就需要走一整天,他們都要帶這麼一大綑書,回去向家長交代,表示這是我的成績。他們一回來,我就去找他們,目的是為了看這些書,郭沫若、郁達夫的等等,就是這些人。後來恐怕看他們的書都犯禁,可是我家鄉在抗戰以前,連報紙都很難看到,訂報的人要在一個星期以後才能看得到。

      我開始寫作是在當兵以後,我當兵是離開游擊隊,然後保送進中央軍校,在中央軍校軍官班四二七。後來有一個命令,中央各軍事學校的學歷要統一,都改成中央軍校某某分校。我念的中央軍校,你們大概不太了解它是甚麼樣子,它最早只有在廣東黃埔一個學校,幾百個人,抗戰期間發展到十個分校、三個班,我上的就是三個班當中的一個,叫做「駐魯幹部訓練班」,負責人是黃埔軍校一期的李仙洲。他們告訴我是軍官訓練班是12期,換算應該是16期,可是我進的魯幹班最早是18期,16期我還不曉得在哪裡呢,所以我個人習慣上說是18期。在這個時候開始寫東西,跟當兵同時開始。當兵打仗很辛苦,但是大部分時間都很無聊,看到什麼地方有報紙我就寫,然後可能部隊移防,這篇稿子登出來沒有,我都不知道也沒看到,更不要說什麼稿費。可是這樣也能維持寫作的興趣,偶爾有一個人會說,欸,最近看到你的一篇什麼文章,挺興奮的。

       我到台灣以後,寫作的路算是很順,因為我在大陸已經有過一段寫作的資歷,從大陸來台灣寫作的這些人,我應該算是最老的一批,他們的年紀加起來可能還沒有我的年歲老。一些編副刊的,都成了好朋友,我寫作能夠享受優待到甚麼程度呢?他向我邀稿,我說現在沒有,幾天以後寄給你,他把版面空出來。有些連載的稿,不光是《黑牛與白蛇》,《黑牛與白蛇》是因為曹聖芬,原先是老蔣總統的秘書,後來成為中央日報的代表,先做社長,後做董事長,我寫《黑牛與白蛇》的時候,他是社長,我說寫是可以,可是教書匠也挺忙的,所以常常趕不上,一次只能寄一天的稿子,副刊室的編輯向我跳腳,說你這樣子我們怎麼辦,就被你這樣一篇稿子困住了,我只好道歉,可是這個習慣改不了,不是養成壞習慣,我實在沒有時間,白天都賣給學生了。

       寫作享受這麼多優待的,我知道幾乎沒有其他的人。現在想起來,難免心裡也覺得很得意,其實不應該。散文我寫了很多,出書只出了一本,叫《狂花滿樹》,裡面也盡是寫家鄉的事,散文因為它隨時在變化,跟時間總有點牽連,這一篇跟那一篇時間不同,我的看法也就有了改變。

Q:我們也請師母聊一聊,當一個作家的妻子幾十年下來,有沒有什麼有趣或特別的事情呢?

A:他寫作的時間很長,以前上班的時候,每天晚上要寫,隔天早晨我就幫他去寄限時掛號,每天寄一篇原稿過去,那時候中央日報的孫如陵就說,他很怕哪一天他打開看不知道他在寫什麼,他說每天都要冒這個險。很多年都是這樣,每天晚上都寫到很晚。他那時候覺都睡得很少。到老了,他現在很會睡,我有時候想是不是年輕的時候睡得太少了,現在好像一天睡好幾次。他自己寫了一輩子,他說創作這條路真的蠻辛苦的,女兒又走這個路,起初他覺得有點心疼,現在看女兒還蠻快樂的,他就覺得很安慰、很高興。他就是沒有什麼慾望,從來沒有想過怎麼樣讓女兒走很好這樣,只要她自己能夠快快樂樂的做自己的事,他就很滿意了。我們都慾望不大,就覺得生活這樣平平凡凡就很好了。

Q:楊明從小就看爸爸伏在那裏寫作嗎?

A:因為後來我自己也寫作,所以常會有人問我說,爸爸的寫作對於我來說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影響。可是如果有看過我們的作品,就會知道我們的寫作風格差距很大。可是回頭想想有甚麼影響,尤其後來我離開報社,自己成為老師之後,我想應該還是有。爸爸以前就跟我說,一個人寫自己想要寫的東西,然後有人願意讓你發表給你一些錢,後來又有人願意幫你出書,出書的時候又給你一些錢,他跟我說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事?所以我想一個很大的影響是在於完全不功利。覺得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,別人也能幫你一起完成這件事,本身就已經很可貴了。所以我想我能夠一直堅持到今天繼續寫作,可能就是受到爸爸的影響。我小的時候也讀爸爸的小說,可是坦白說,那時候讀會有一個隔閡,爸爸的作品對於小女孩來說,其實當中是有很大的差距的。到後來,我自己開始做一些現當代文學相關研究的時候,對於我父親那一輩作家的作品,才有比較多的了解。剛才爸爸講到,我也曾經想到他的家鄉去看一看,我覺得就是因為那一代的作家,他們不斷在他們的文章中,去描寫他們的故鄉,可是那個故鄉是完全不存在的了,我覺得這可能是文學另一種價值的體現吧。

Q:接著再請老師談談近些年自己的創作。

A:創作對我來說是一種樂趣,說是事業太嚴肅了,我的事業是教書,血作對我來說不寫就等於是結束了,我的寫作多半就是拿到稿費然後再拿到版稅然後就玩了,這是一種樂趣。

      我最近幾部書,比較重要的都是寫我家鄉的,我想家啊!七十多年沒回去,但我沒法回去,因為它不在了,回去找人找不到,找東西看也沒有了。我女兒去年跟她的朋友去台兒莊,台兒莊離我家鄉就已經不遠,她的朋友就勸她寫信問我,好不好回家鄉看看,我回信告訴她不要。為什麼呢?看什麼呢?我嘉理的房子通通挖光,平地有……那個地名還在,可是看樣子已經不認得它了。我叔叔剛一開放沒多久,他就回去了,從那個寨子穿街而過,他都沒發現那是自己的家鄉,原先的房子都撤了,都改成矮趴趴的紅磚平房,我家鄉沒有紅磚的房子,都是那個青灰色的,跟現代都已經不同了。可是你說家鄉沒人吧,當初把我們家給鬥垮、公審的那些人還在,那些人就是我家裡家族中的一些人,不知怎麼樣好像被挑選出來成了幹部。我寫這些東西,就好比是回家鄉一樣,我的家鄉不光是空間,在時間上也是很早以前的一段時間,就是這些原因讓我堅持要寫作。我沒辦法說太多,想到就會難過,你們大概會覺得很可笑,怎麼一個九十歲的人還會哭?

(編按:2014年10月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楊渡親訪臺中楊念慈老師家中錄製「為台灣文學朗讀」,節目,並由師母李燕玉女士、女兒楊明陪同。2015年5月楊念慈老師辭世。謹以此文紀念楊念慈老師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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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少年十五二十時》新版序

《少年十五二十時》,在蔡文甫主編的《中華副刊》連載完畢,交由平鑫濤的「皇冠」初版出書,當時我自稱「已入老年」,其實還不滿六十歲,現在「秀威」發行新版,我已經九十出頭。六十歲稱老,只能算初入老境,九十歲可真的是老了,很老很老了。

可是,你信不信?我也曾經年經過。民國十一年出生,二十六年我十五歲,正是初中畢業,準備升高中的年紀,家鄉沒有完全中學,鄰縣的學校也只有初中不設高中,要升學只有兩個地方可去:去府城升六中,或是去省城升一中。這兩個學校是山東省數一數二的名校,而省城濟南和府城曹州也都是繁華熱鬧的大地方,可以這麼說,更小的時候,胡吃悶睡,沒有想那麼多,而進入初中以後,朝思暮想,升高中就成了我人生的大目標。

「七七事變」,對日抗戰,這些是註定要發生的歷史事件,為什麼它不早不晚,偏偏就在我緊鑼密鼓,擦槍摩劍準備升學的這個關鍵時刻,突然間,盧溝橋槍炮聲大作,壞消息一下子傳遍全國,我整個的人生,從此就變了調。

家鄉原是幾省交界處的一個三等小縣,雖然離運河、鐵路都不算很遠,卻又不靠近碼頭車站,平時偏僻冷落,幾乎和外地完全隔絕。「七七事變」過後,倒有過一陣子不平常的熱鬧,先是山東省主亮兼第三路軍總指揮韓復榘,率領他的文武官員和幾個師旅級的大部隊,從省城撤退,人喊馬嘶,把城鄉各地的官舍民宅,都塞得滿滿的。

幸虧這種混亂的場面沒有持續多久,接著是韓復榘被召到開封參加軍事會議,在會場要拘捕,押到武漢執行槍決,他遺留的省主席和總指揮等要職,都有人接替,這段抗戰初期不合調的插曲,就這樣揭了過去。第三路軍在新總指揮率領下,北上抗敵,山東省政府也留在省境以內,只是全省一百零八個縣市,大部分都成了「淪陷區」。

「淪陷區」三個字很不吉利,當時就是這麼寫,也是這麼唸的。我考上高中,是家鄉成為「淪陷區」以後的事;考上的學校,不是六中,也不是一車,而是另有其名,簡稱「流亡學校」。在校的學生被稱也自稱為「流亡學生」,校址常有變動,白天扛著圖板,提著小板凳,由老師率領,在荒山野林裡隨機教學,晚間無事可做,就成群結隊,在星月光下,或坐或臥,啞著顙子,唱「流亡三部曲」,一邊唱,一邊流淚。凡此種種,對我都是刺激。一忍再忍,到最後忍無可忍,就毅然脫隊,走自認為對的路,做自認為對的事。

當時民間有一股傳言,說是東北軍的張少帥抱著「不抵抗主義」退出關外,那地區出了一位抗日英雄,名叫馬占山,,正在號召全國熱血青年,到東北去參加他領導的「義勇軍」。這傳言很有吸引力,我身驟的夥伴們就有好幾個人躍躍欲試,可是,冷靜下來一想,這件事行不得,路途迢遙,關山阻隔,而且沿途經過的都是所謂「淪陷區」,很可能連馬占山的影子還沒有見著呢,就先落在日本鬼子手裡。幾個毛頭小子關起門來討論幾回,結論是:「要抗日殺敵,不必去東北,在自己的家鄉行事,更有許多便利!」就這樣,我們打消去東北找馬占山的念頭,在自己家門口,組成自家的「義勇軍」。

《少年十五二十時》書中所述那些殺敵除奸的事蹟,就是那個階段做出來的,現在看著會覺得那全是幼稚可笑的行為,當時的心情卻十分嚴肅,不會承認自己幼稚,更不肯接受可笑的評語……

「七七」又快要到了,這是「盧溝橋事變」後的第七十五個「七七」。《少年十五二十時》是我三十年前寫成的一本小書,現在新版出書,恰巧碰上這個日子,就算是我個人的一點紀念吧。也許再過幾年,等我們這批和它有關聯的老朽辭世入土,世上就再也沒有人記得它是什麼日子了。

楊念慈寫於台中

二○一二年六月八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