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─駱以軍 | 新活水 Fountain of Creativity


  主持/黃崇凱 記錄整理.圖/劉小玲

黃:今天邀請到的來賓,是台灣本土非常厲害的小說家──駱以軍。我讀駱以軍大哥的作品已經很多年了,在我還小的時候他就出道了。以軍大哥是在1967年出生,是現在台灣通稱的五年級生。他到目前為止不斷地發表,每隔兩三年就會有一篇長篇作品推出,一直到現在已經累積了將近20本作品。同時,如果每週的週刊雜誌也可以看到他的專欄,非常不可思議,因為他寫這個專欄寫了整整十年,到現在還持續地在進行中。你只要用簡單的計算一下,一年有52週,這個人已經寫了近500個故事,每個禮拜從來不遲到,只要雜誌有出刊,你就看得到他的故事。他對於六年級、七年級生的小說家來說,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身影。這當然不是指他的體積,而是指他的作品的厚度以及作品的力道、風格,是如此的龐大,而且具有覆蓋性,就像一個宇宙,覆蓋了後面的人的寫作。曾經有一陣子,我聽到一些前輩作家在講,「唉呀,最近看文學作品的比賽,每次都會看到一個很像駱以軍風格的東西。」句子都要拉得長長的,用字都要如此繁複,好像每個字都會開花這樣,一個風格強烈、非常具有辨識性的小說作家。我們非常歡迎駱以軍大哥!我是先從駱以軍大哥的讀者開始,然後才慢慢被他認識,也是因為寫作的關係。我閱讀他的作品到現在,他的第一本作品是1993年出版的《紅字團》,這本小說集出版10年之後,又再度再版。我其實蠻好奇,這本小說大約是在以軍大哥24歲左右的時候出版的,你那時候出這一本書的心情,大概是怎麼樣?以你現在已經是出了20本書的作者來講,你回想當時出了這本書的感想是什麼?

駱:我覺得應該跟你同年紀、同世代的時候很相似,我想還是會把書拿去家裡的祖先牌位拜一拜。因為我是一個還滿衰的人,就是命盤帶賽那種,所以碰到生命中很多很重大的事情,就會出錯,就是會大叫「不會吧!怎麼會發生了」的那種狀況。我還記得這本書,那時候要出版、談合約的時候,是聯合文學。那個年代比現在好一點,我們那個年紀的創作者,沒有名氣的話,現在可能是出個1000本,以前可能是出個2000本。那是一個文學市場還比較大的年代,2000本其實不多。我記得是跟聯合文學的總編輯初安民先生,他約我跟另一個同學──師瓊瑜,是我們那一輩很漂亮的女作家,也寫小說,寫得很好。我們約在中山北路的一間pub裡面簽約。那時候對我來說是很重大的事,我當時是從陽明山開一部爛車,那時我住在山上到城市來。我開到中山北路、林森北路那邊找不到停車位,我突然就拉肚子了。但一直塞在路上,找不到停車,我甚至想說,只要遇到一間麥當勞,我就停下來進去上廁所。後來我一直唸著觀世音菩薩、觀世音菩薩,結果就哭了。我哭著拉出來,拉到褲子上。最後就哭著開車回陽明山,在一間老人家的公共浴室洗一洗,把車子洗一洗,就回到宿舍。當時我覺得自己一生的文學生涯就這樣再見了,好不容易要去跟一個我很害怕、也很尊敬的出版社長輩簽約,然後我回到宿舍。當時那種大學生宿舍都是那種木頭隔間,回去洗澡、換衣服,我室友前一天聽我說什麼要去簽約,還很驚訝地問我說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,我也不理他,就回到我的房間啜泣,到了大概9點多,師瓊瑜打電話到我的宿舍說:「駱以軍,你幹嘛耍大牌?我們在這裡等你很久。」後來我只好又開車下去簽約。所以那個出版社的老大,以為我是一個很酷的人,他想他跟年輕的作家約這麼久,沒有過讓他等兩三個小時,好像不來簽了。結果,我其實是因為拉肚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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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:出了這本小說之後,對於你走創作的路,是有一個怎麼樣的轉變?還是那時候有什麼樣的感覺?覺得說我可以就這樣寫下去了,會有這樣的心情嗎?

駱:我覺得所謂五年級作家群,我覺得有點像第一代的機器人、複製人,像我現在遇到你,我覺得已經是第二代、第三代了,像碰到伊格言、楊佳嫻他們這些作家。我認識他們的時候,他們也是很早慧,都是20幾歲就拿很多文學獎,然後看到你們好像根本沒有媒體,純文學的市場也很不好,我們那時候其實也是,當時台灣的社會也在變化。我覺得我的上一輩或前輩作家,他們對文學的想像會有一個文學同人刊物,或是說那時候的副刊,在戒嚴的時候,副刊所占報紙的比例,那時候電視也只有三台,報紙就只有那麼四大張,然後就只有兩個報、三個報,所以你基本上只要在副刊發表過作品,或是你出書了就算是作家。我們社會好像還是會有這個習性,就是作家是可敬的。可是五年級世代的作家群所遇到的環境,就是台灣的出版業真正進入到資本主義的場景,出版社開始大規格在出版,誠品、金石堂這些連鎖書店,媒體也解嚴了,開始有很多種雜誌、很多種媒體的可能性,有的作家就變成大的作家,就像那時候得張大春、楊照,甚至是蔡康永,有些作家不光是在業內是拔尖的作家,他可能還成為一個全景式的媒體人,就是他們的能量跟影響力很大。可是這個東西正好在90年代,我們五年級作家這一批作家群在發生的時候,我們其實不懂,不知道社會在變化、在劇烈拆解,其實以前在戒嚴的時候,小說家很像巫師,可以掌握很複雜的東西,因為政治可能要監視你,有沒有寫反動言論,所以小說家同時包含了說故事的人、意見領袖、社會良知的守護者,可能包含各種不同的階級、身分、性別,很複雜。因為那個獨裁者,或者說老大看不懂,所以小說是可能偷渡的。我覺得那個時候,包括對陳映真、黃春明、王禎和,他們這些小說家的社會集體的菁英意識,他的小說裡可以包含很多,要複雜解讀才能釋放出來的訊息。可是到了解嚴以後,這很多的功能性被專家語言取代了,真正的政治評論者、專業的社會學者、有性別論述、有真正的社會學家、有真正談電影的人,甚至對小說也有真正專業、國外回來的,不是以前那種封閉的、怎麼談小說這件事,都有新的。那小說家其實變成是一個很奇怪的,我們這些五年級的小說家剛好又是這樣,就變成說變成真正的作家的身分取得是透過文學獎。文學獎那時候才剛開始,剛辦幾屆,所以現在所謂的五年級小說家,全部是那時候聯合文學的小說獎出來的,包括我、邱妙津、袁哲生、黃國峻,我以上講的這三位後來都在不同的年代自殺了,這個是一個很怪的現象。包括賴香吟、馬華的黃錦樹、香港的董啟章,包括被視為美女作家,其時他小說很厲害的成英姝,我們在剛剛提到的年紀大約是25、6歲,那個時候也比你們現在、比甘耀明、童偉格、伊格言都幸運一點的是,只要你拿一個文學獎,好像文壇就會注意到你,因為沒有什麼年輕人、新人,所以你就會被期待。可是其實你自己也不了解,就我剛才講的,很像是一個機器人被製造出來,因為我們這一輩開始在社會的變化過程中有了都市經驗,我們很宅,其實我跟哲生、國峻、成英姝都是很後來、出過書了,還會在不同的新人作家座談會認識,我們不像上一輩的作家,他們在明星咖啡屋,常常已經有一個團體、有一個同人刊物,我們沒有。我們是照一個設計圖,透過文學獎的機制,你可能第一本小說出來時,你的現代主義的小說技術已經練得很扎實,你是透過文學獎的機制出書。可是你出書的量也不大,但是量不大的這本書,也不像你們,被淹沒在過去這15、20年來的誠品、金石堂裡面那種汪洋大海般的《追風箏的孩子》、《刺蝟的優雅》等翻譯小說裡。那時候的書出得雖然不多,也第一次面臨到,原來做專業小說家,出了第一本書很開心,可是接下來要走下去的話,你要出第二、第三本書。我覺得很多人,包括國峻、哲生,在這個時候都覺得有點卡到了。卡到就是說,你才發現這件事是玩真的,要耗下去的耗損、戮力以赴,可是你得到的回饋是非常非常的虛無。我們又靠很近,不像你們,你們是徹底被放棄了,非常自由、虛無的,要出書的話,長輩也是一千本,我出一千本搞不好賣得比長輩好。可是我們那時候,長輩是20萬本,到了我們突然變2000本,那個突然出現的落差。而且這幾個被挑選來的,通常都是比較宅、比較精密,可能比較常在密室裡面,所以他們有個詞叫「內向世代」。你看國峻、袁哲生、我或董啟章的第一本小說,還有邱妙津的第一本小說《鬼的狂歡》、成英姝的第一本小說《公主徹夜未眠》,黃錦樹的《烏暗暝》,其實都非常奇怪,都有個特質,都是非常內向的密室,然後人物都非常卡夫卡,正在用小說試圖描繪出一個正在分崩離析的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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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:我想要把時間再往前推一點。剛講到的是你在24、25歲,正在像一個新手一樣要踏上文學的旅途,所以在你當時要出發的時候,並沒有辦法想像在現在這個年紀所能做到的事情。如果再把這個圖景往前推一點,在你的大學時代。我其實在你的小說、散文作品裡面,無所不在的滲透了很多你大學時代的生活細節,以及在大學課堂裡面受到四年級作家,比如說張大春、羅志成、楊澤等人的影響。像這一群人影響了你們這一個世代的作者,而我會覺得你們在出第一本書的時候,都已經帶著一種可怕的早慧在寫作,你們好像已經隱隱然預知了接下來自己會寫什麼一樣,而這個東西跟教導你們這些技術、技巧的老師是很不一樣的。你在那個課堂,當時的感受是什麼呢?

駱:我覺得我往前再推的話,我是念文化大學森林系,當時農學院最後一個志願,我在大學以前、高中沒畢業的時候,是個小混混、人渣,我重考也被留校察看,但也不是什麼大咖,就是台北普通高中的小混混。可是我覺得有一種狀況,因為我看到我小兒子我就在想,可能我是過動兒。不是那種想像中的過動兒,就是注意力、統合神經失調,青春期的很長一段時間裡,你沒有辦法看書、沒辦法集中注意力。我從國中開始很長一時間一直是班上最後一名,我一直很習慣,有一次我考了倒數第二名,我感到非常驚嚇,怎麼這一次不是最後一名,仔細看成績單,最後一名那一個原來是個好學生,只是他突然腦出血,考試考了兩、三科之後,他就送台大醫院,所以我才變成倒數第二名。可是我覺得那段時光比現在幸福很多,那時候的我不是文學青年,我們那個高中裡有一些文學青年,我還很想揍他們,我是那種技安,他們是大雄、宜靜,就是比較文謅謅。可是那時候的台北,我是在永和長大的,它其實不像是現在,是一個規格這麼城市化、嚴謹的時代,然後又因為戒嚴,也沒有電腦、網路,沒有像現在24小時、無所不在的新聞,所以你跟大人的世界,你還是有一種惡童手記的流浪,好像在這個城市的另一個空間晃,晃走的時光。像現在的撞球店,好像變得大家要玩花式撞球,好像要穿西裝背心才能去,我們那時候的撞球店、電動玩具店,我都有寫進去嘛,那時候的電動玩具不是現在這種網路的電動,所以現在的小孩很迷打電動,那個電動是很繁盛的宇宙,可是你的真實空間是在你房間裡,還是很宅。我們那時候沒有網路這種東西,你也沒有社會給予的兩性的社交,台灣是一個苦悶、亞熱帶、憂鬱的南方,是一個很悶、家長控制、國民黨控制、很禁慾的年代,所以那時候還有冰宮,會去冰宮混的人就是像我們這種,制服都做得很白的,女孩子就是小太妹、愛玩的女生,比較會打扮。其實如果現在用東區的女生來看,其實會覺得很俗,還是有一種冰果店、阿花的氣質,可是那個東西它會有那種幻景、舞台雷射燈,放麥克傑克森、閃舞的音樂,大家就很笨的在那邊溜冰。好像有一個公共空間,可以讓這些青春少男、少女的荷爾蒙得以釋放,又有一種未來幻覺,雖然是在一個破爛的城市場景,可是慢慢的好像又跟全球化、外國、哈日、西洋的,我覺得有種典型的亞洲第三世界。可是我覺得我在那樣的時光裡,我遇到一些我覺得是屬於記憶傳遞的人格者。我遇到一個冰團的教練,不過他其實是要騙我的錢,可是他突然就跑來跟我說,你跟你那些朋友都在溜球刀,就是像曲棍球、跑刀那種溜法,他說那是不對的,他就把我拉入冰團,永和的一個冰宮,然後他開始一個動作、一個動作的教我,就是很悶。我們是像飆車族常去冰宮混,可是他的學生是那種一來就很像天神降臨,就像天鵝湖裡面本來一群爛鴨子在鬼混,突然來了5、6隻天鵝飛下來,大家就靠邊站。其實那個到冬季奧運的標準是很差的,可是你在旁邊看就覺得,他們發出神光,跑到這個冰面上就開始旋轉,他好像滑一下,這樣單腳旋轉,然後飛燕一樣一隻腳翹起來,很像你在轉播上看到的。我覺得這就有一個啟蒙,這個教練也是一個混得不好的人,後來他就叫我去做冰靴,要6000塊,我媽還去跟他吵架,反正不管,這是黑暗面。可是在傳遞的時候,我就突然跟我那些鬼混的朋友疏離了,我覺得我也怕他們看到我在練,手指頭還要翹蘭花指、做芭蕾舞動作,以前我本來是那種要穿喇叭褲、走路要耍狠,結果我在做那種好像鳥蛋要夾起來、屁股要翹起來的動作,感覺非常可恥,可是我都趁9點多冰宮快關起來、沒有什麼人的時候在那邊練,其實是一些非常重複、無聊的動作,可是練練練我突然就覺得,你一直在練基本功的話,突然會有一種,只要輕輕腳一推,就比我以前做快跑的滑冰動作要跑得遠,我慢慢有點像冰團裡面那些厲害的天鵝,好像很飄逸,輕輕一個動作就有美感。可是我不幸的人生就是,我像成為偉大的溜冰選手,可是台灣的冰宮就像蛋塔一樣,瞬間就不見了。就是有2、3年台灣到處在開冰宮,可是這個熱潮一過,全部的冰宮就倒閉了。我有一次去一個朋友那邊,他都在把妹、玩band、玩電吉他那種,其實我根本都不會彈,可是我就走到公館那邊一個賣吉他的店,我那個朋友很不一樣,他很會彈電吉他,我在那間店裡面看到一個很破爛中年人,他拿著古典吉他在彈「羅密歐與茱麗葉」,是那種用顫音彈奏,很像威士忌那種烈酒一般繁複的層次,從他手指彈出來的聲音是有厚度的,一層一層的包圍,魔幻的流出來。我覺得好強,所以就去拜他,他不收我錢就教我,我後來大概也是跟他學了兩個月,他就把我痛罵一頓,因為我根本沒有在練,因為他教我的就是一直在叮咚叮咚叮咚,我就覺得我的朋友都是左手很厲害,在那個吉他的柄上變變變,他就叫我一直練右手,叮咚叮咚叮咚,抓那個指頭的肉跟指甲跟尼龍弦、音箱的共振,他要那個聲音有感情。他講一些我也聽不懂,就是有感情、有淳味,我那時才16、7歲怎麼會懂。他叫我每天要叮咚叮咚三小時,我就叮咚叮咚10分鐘,而且是在要去見他的前一天,我覺得應該沒差,可是他怎麼就聽得出來,一聽就知道你根本沒練,把我痛罵一頓被他趕出來。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就對我有一種,我覺得任何一種高難度的技藝,其實都是必須經過機械化、無趣的,類似像跳芭蕾舞,可能這些舞者他可能每天要做非常無聊的練習。就像我最近在看大陸他們的「星跳水」,那些跳水選手,你看他在奧運比賽上噗通一聲就沒了,你四年之中每一天就是做非常無聊、重複的動作,可是你就是比那一秒,從三米、五米的跳台,就是水花不要濺太多,全世界最頂級的,大家都做得一模一樣,只是你的水花濺最好,你的分數最高,就是這樣而已。所以後來,我覺得好像到大學,我是牡羊座的,就碰到你剛說的那些老師,可是我其實是很爛的大學、很爛的系,然後碰到這些老師,當時他們也才30歲左右,剛好當時是解嚴之後、媒體擴張,他們就成為獨領風騷的人物,所以意氣風發,上我們的課,我覺得講課費很少,可是就像他們的大魔術表演,那時候我就會很虔誠的,有點像是在練溜冰或是古典吉他那樣,我不覺得我可以像現在網路上就這樣寫一篇小說。我記得我好像練了一年半,才覺得我可以試著去寫一個短篇。我覺得小說本來就是一個比NBA籃球、極限運動、花式溜冰更複雜很多,一件人類的行為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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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:駱以軍在前一段講了他少年時光,聽起來他自己都覺得很荒唐、很人渣的生活故事,但是如今回想起來,它可能會變成一個很棒的文學養料。我最近在報紙上讀到,也是他們同一世代,而且跟以軍大哥同年的黃錦樹所寫的文章,他在裡面提到說,如果幸福這件事是一個餽贈的話,其實不幸也是一件餽贈,所以寫作這件事情,是最能夠把不幸的事情,就像以軍大哥剛剛說的一樣,轉化成一個異於常人、很特別的文學光芒。剛剛沒有講到以軍大哥很了不起的一些事蹟。其實他在文化大學文藝創作組畢業以後,後來又去念了台北藝術大學的戲劇碩士,所以他也寫過劇本。他參加過2007年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,那是一個非常高的榮譽,如果你最近剛好有看過聶華苓的紀錄片,就會知道那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東西。他同時是2010年第三屆紅樓夢文學獎的得主,這個文學獎是目前為止,全世界最重要的長篇華文小說比賽,獎金高達30萬港幣,大約150萬台幣左右。我們的以軍大哥有這些東西當然很厲害,但是沒有這些東西,他還是很厲害。我們剛聊到他早期的一些創作的時光,在他開始在追尋所謂抵達之謎的路程裡面,他在啟程之前的那些時光。我們現在慢慢來進入他在寫作比較深層的部分。他有許多作品,我自己這樣長期閱讀下來,我發現他有一個等於是基準線這樣的創作,區分了他作品的早、晚期,那本神奇的創作是一本詩集《棄的故事》。我尤其感覺到,他在寫《棄的故事》之前,他的文字並沒有像我們後來戲稱為「駱腔」的那種繁複的風格,相對來說是比較簡潔的狀態,他的故事、意象也沒有像後來那麼繁複。他在以前的訪談裡面提到說,他在小說的學習過程裡面,從一個學徒慢慢變成一個師傅,或者類似工匠那種角色的過程裡面,其實他要克服的是他的老師輩,例如張大春、朱天心的影響,他需要走出自己的風格,所以他用詩的語言,大量滲透到小說之中。我很感興趣的是,大概是詩集出現了之後,你寫了《妻夢狗》,接下來寫了長篇《第三個舞者》,從這之後,你幾乎一直是以長篇的形式在跟大家見面,要不然就是在每週在週刊雜誌上,大約3000字左右,介於故事、小說、雜文之間的文體。你可不可以講一下,為什麼到最後你會變成一個如此繁複的作家?

駱:謝謝你,我自己沒有這樣想像過,所以是第一次聽到,我覺得也蠻感動的,聽到有另一個創作者講《棄的故事》這件事。我倒沒有耶!不過我中間有幾年碰到一個很大的困惑,我覺得那個困惑可能也襲擊的袁哲生、黃國峻,可能我們各自也碰了類似的問題,就是這個環境,你認識的人也不多,我可能有三四年的時間是寫不下去,我的夢想還是想當小說家,就像練花式溜冰想要去參加奧運比賽、想要可以三旋轉,可以做高級動作。可是那時候就覺得,我接觸到的真實世界,原來要結婚、要經濟、要找工作、要生小孩等,可是我又沒辦法進到辦公室,我覺得我那個年紀的宅,還沒配備好。可能我們寫小說的在一個空間裡其實會很像一個快速地CSI,會快速的搜尋這兩個人的關係是什麼?這裡面有什麼關係?我通常去一個大人的聚會,我回家以後就會非常的沮喪,因為我會重播,我會回憶今天晚上的畫面,那個回憶其實是害羞,是怕自己有沒有說錯話,或是自己有沒有在那10、20個人的場面裡,有沒有忽略了比較弱勢或安靜的人,我覺得那個東西會變成一個重播。那個其實不是正常的,我覺得那個就是職業病,也不能說職業病,我覺得那就是自我訓練,你可能在某一個年輕的時候,是在一個很乾淨、無菌室的空間裡,你可能是在練張愛玲式的小說;一個密室裡這幾個人在對話,這個對話後面其實都是有訊息的,或是有政治性的。可能這個二房的女人,這裡在攻打你、那裡故意挖洞讓你掉下去,讓男人覺得你這個女人怎麼這麼不識大體...所以我到辦公室去,我覺得我的天線就沒有辦法以幾何方式的線條跑,那個微血管跑太多、小神經叢太敏感,我後來就崩潰。我其實曾在辦公室工作一個月,後來我就辭職,後來那個出版社讓我一週只去一天。那時候就有哥兒們在找我去賣串燒,就是沒有要走到這一行,不是沒有要走到這一行,就是覺得沒望了,不知道要怎麼走下去。我是後來又碰到哲生,才知道他把我當成對手,他以為我還在那邊寫,沒有一個同儕的方式來支持。可是我覺得你剛才講到,如果到了籃球比賽的下半場,我覺得同儕團體很重要,就是我覺得文學的市場崩毀了,或是沒有文學平台、沒有副刊了,應該說副刊還在,但是不再像以前的副刊,是你在上面發表你就變成一個作家。或是現在網路上,各式各樣都可以發表。後來我發覺,像波赫士,拉丁魔幻的教皇,其實他們在1960年代,就有一群怪咖,小說家、舞蹈家、出版人、詩人...,每天從傍晚就開始混,我覺得他們也實在太過分,所以白天他們會寫,然後傍晚就混。其實他們的生活都過得很貧窮,可能裡面有哪個白爛被盯上了,家裡很有錢,大家就賴他拿錢出來出書,出一些怪書。那些書其實就很像一個「妖怪動物園」,就是一個麒麟,這種人間動物園不存在的物種,可是在我們這幾個神經病的腦袋裡,我們可以把它發明出來,我覺得是這樣的一個創造力。我後來到35、6歲以後,小孩稍微大了一點,其實也還是很累,台灣跟我同輩的創作者,幾乎都不結婚或是不生孩子,因為不太可能養家,所以我這些朋友也都是一些怪咖。袁哲生我們這些同輩非常棒的小說家,也是一個指標,他過世以後我們大家都覺得很害怕,下一個是誰,所以我們大家就趕快聚在一起,就約了。到了34、5歲反而變得很像高中生,突然約一約說一兩個月大家要聚一次。我覺得這種聚如果持續下來,是一件非常好的事,第一個你的故事有限;第二,同樣的一個故事,你看它的視角僵固;第三,作為一個小說作者,你自己一個人活在這個社會,就如同是一個燙傷患者,你很容易被這個社會的權力、世俗的標準,或你是怪咖,被這些東西傷害。狀況好的時候,你可能很不錯;可是你一低潮,你就會被席捲、被折斷。可是至少像戒酒協會,幾個都是精神病聚在一起,聚在一起之後才會發覺,我們是那麼華麗的人、我們是那麼華麗的小丑、我們是一個華麗的魔法師,我們會互相取暖。後來我就發覺,就是回到以前白先勇他們在明星咖啡屋一樣的功能,就是你不是一個虛擬的、網路上的聊天室。然後我們就會講一些很幼稚,像是你會跟你同輩人說的話,說很多《火影忍者》之類的話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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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:剛剛以軍大哥聊到這些,我的感觸非常的深。我常常在讀他的作品的時候,感覺自己像是進入了《火影忍者》裡面非常有名的幻術「萬花筒寫輪眼」,而且它同時會讓我想到另外一句名言,據說有人拿了卡夫卡的小說給愛因斯坦看,愛因斯坦看了之後說,「我不相信人腦有這麼複雜」。我常在看以軍大哥的作品的時候,會感覺到複雜的魅力。這種複雜的、繁複的,你看日常生活裡面那些極其稀鬆平常的事情的背後,那些後台竟然有這麼複雜的管線在那邊跑動,我常常覺得不可思議,這個人的眼睛到底是怎麼回事,或是這個人的黃金右手到底是怎麼長出來的,他為什麼可以描繪出這些東西。這個東西最好的例子,就是他所寫長達47萬字的西夏旅館,這部作品是讓他得到紅樓夢文學獎的作品,也是目前為止寫得最辛苦的作品。這個作品寫了5年之久,然後中間好幾次累倒、病倒,被送到醫院急診,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。這個小說其實徹底展演了,駱以軍作為一個小說家,他能夠告訴你,他目前所能達到得一個極境,就是說每個故事都很短,彼此看似沒有關聯性,但是它就像是你在凝視一個巨大旅館的房間,每一個房間都有盞亮燈,每個房間裡面都有影影綽綽的人影,還有各式各樣的秘密在裡面。當你凝視這樣一個巨大的西夏旅館,好像是把整個世界摺疊進去旅館的空間一樣。我覺得讀起來非常刺激、過癮,這當然是他作品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,但是他另外還寫了厲害的詩《棄的故事》。《棄的故事》其實在1995年自費出版,據說他只印了500本,然後我以前讀書的時候,如果有到二手書店就會問一下有沒有收到《棄的故事》?或是收到他早期的作品,比如說《紅字團》、《妻夢狗》、《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》這些書。這些在當年,以軍在各種場合講說當年出這些書的時候都不值錢,或是在二手書店一本只賣20塊,有種非常廉價,跟言情小說擺在一起賣的感覺,可是現在都變成夢幻珍品。我今天早上才看到一個朋友貼的訊息,台灣文學網拍的價格,1995年版《棄的故事》現在已經飆漲到2500元一本,這個可能還是比較低的價錢,因為你就算有2500元也買不到。不過沒關係,幸好後來再版了,大家都可以看得到,而且還有加新的作品。

(駱以軍朗讀〈我想我們會好好的〉)

黃: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駱以軍大哥,來跟大家聊聊他對創作、文學的一些想像跟想法。

駱:謝謝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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