島嶼酷兒啟示錄─紀大偉 | 新活水 Fountain of Creativity


主持/黃崇凱 記錄整理.圖/劉小玲

黃:今天的來賓是大學教授、作家,他的身分相當多元,而且他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出道了,這個人就是紀大偉。這個名字聽起來就是很耳熟,大家會想紀大偉到底是幹嘛的呢?他以前是不是寫過幾本小說?主持過廣播節目?是不是從事跟文化相關的活動?他好像待過美國,好像又回到台灣,好像有一些模糊的東西始終沒有辦法確定下來,而這個東西跟他多年來被稱呼為「酷兒作家」好像有一些隱隱然的聯繫。就像人家問他酷兒是什麼?跟同志這個詞有什麼差別,他好像從來也不願意正面的去跟你做詞條解釋,說它的定義是什麼,或者是用條列式的方式讓你清清楚楚的。他就是要讓關於他的稱呼、關於他的標籤、關於他所做的一切,都處在一種浮動不拘的狀態裡面,他有一種曖昧性。

紀:謝謝各位聽眾,我是紀大偉。我現在在政治大學的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書,很高興來到這邊。剛才崇凱講得太客氣,因為他講的部分,好像比較適合描述他自己,除了酷兒之外。他也是寫了一些書,然後不曉得在幹嘛。

黃:應該說很多人都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看你的書,或是你翻譯的書。你早年翻譯了很多卡爾維諾的作品,然後在將近20年前1995年的時候,開始出版你的小說作品跟一些相關的酷兒、同志論述。大家都會誤以為你的年紀很大,但是每次有人看到你本人的時候,都誤以為是一個研究生或是博士生而已。

紀:你怎麼這麼壞?有時候我在政治大學迷路,我跟工友、阿姨問路的時候,他們就很不耐煩的跟我說:你新生喔,怎麼會哪裡都不知道?當然,名字、長相跟作為都是分開的事,人不可貌相,還有人在福中不知福。我順便回答一下,什麼是同志,什麼是酷兒。我覺得同志這個詞跟它背後的概念,本來就是要大家把很多定義給講得清清楚楚,那酷兒並不是,因為酷兒懷疑很多定義。這樣講好了,如果說一個人他很有福氣,但是他並不曉得他有福氣,他是一個人在福中不知福的人,我們能說他是有福氣的人嗎?聽起來好像有點玄,可是我們換一個講法,如果有人他永遠都沉溺在同志情慾裡面,但是他覺得自己不是,他對這件事完全一無所知,所謂人在同志不知同志,這種事情也可能發生,那我們要怎麼定義?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,我覺得人有太多形形色色的情況,包括現在在台灣,我知道也有很多人是藍皮綠骨、綠皮藍骨,或者不曉得這個人掀開之後是什麼夾心餡,所以人太複雜了,很多外表、形貌、定義、標籤,都不大能夠準確地描述那些人。

黃:紀老師回到台灣之後,開始在學院裡面任教;其實你之前在美國的時間,大部分也是在學校裡面教書。可是在這幾年因為你的回來,所以過去的著作又重新出版了,頗有一種出土文物的感覺。可能很多作品,比如你的第一部小說《感官世界》,後來出版的《膜》、《戀物癖》等作品,最近又出版了《晚安巴比倫》,大概是你1990年代中後期到20世紀初寫的一些書評、文化評論等等。你自己怎麼看待這些書再重新出版呢?

紀:很高興我被對的人問到,因為其實如果是其他的文學青年問我這個問題的話,可能有點怪,或者他們也不會問我這個問題,當然由崇凱來問就非常適合。其實我在重出這些舊作的時候,有非常忐忑的地方,但是一講就破功了。我本身不是這麼濫情的人,把舊書用一種充滿感情的方法重新出版,我常常很害羞、做不出來,但是台灣的朋友實在很熱心,我就盡量配合。尤其是《晚安巴比倫》這本書,其實我不是特別想出版,這樣講真的很對不起當初催生的編輯們。原因是我覺得我在裡面看的那些書、電影、事件,本來大家都看過了,那有什麼好講的呢?五年級的人都看了,六年級的人都看了,難道七年級、八年級的人,在資訊這麼發達的時代,還需要人家跟他們說哪個歐洲導演怎麼樣、林耀德怎麼樣,有什麼好講的呢?可是我後來又慢慢發現,我的想法好像太單一、太單純了,歷史並不一定是進步的。像崇凱當然對歐洲作家、林耀德很熟,可是我們看到廣大的讀者好像不是。我這本書剛出來的時候,有一些年輕給我的意見,他們很驚訝、我也很驚訝,驚訝的地方是說,我在這個年紀幹嘛看這麼多書?又不是有網路的時代,我看那麼多書幹嘛?他們有點可能是欽佩但更多的是不了解,為什麼要看那麼多書?我也被問傻了。在那個時候,也沒有網路,又是一個比較苦悶的年代,不看這些書要幹嘛。我覺得這本書出來以後有一種互相驚嚇的效果,我後來才發現,的確是文物出土,我記下了許多可能已經被忘記的名字。我記得有一次跟一個gay的學生聊天,聊一些學術的狀況,對方竟然沒有提過張小虹,我非常的震驚,因為他是一個名牌學校的文科生,但是他不曉得,他說這個人是誰?我的發現是,我們覺得某個圈子、某個時代,大家都應該朗朗上口的名家,其實現在很多人是不知道的。

黃:你自己長年待在學院裡面,你在知識生產端跟傳播端的身分,你是不是會常常有一個感覺,在學院裡面,尤其是老師、學生、研究生們所鑽研的知識已經過於高端了,它跟一般大眾、普通讀者已經產生了落差,可能你們關心的事情,一般讀者大種沒有辦法像你們那樣的關心。

紀:崇凱跟我都把自己的慾望和焦慮投射到對方身上,崇凱他自己明明有念過研究所,還說別人;而且他自己的作品就以非常冷僻、高端的知識出名。我倒是覺得崇凱剛剛做的是一個假球,實際上學院裡面的人,老師跟研究生做的東西並沒有特別高深,各界年輕讀者的接受力也不見得那麼差。這樣講好了,我們在太陽花街頭運動的時候,可以發現很多素人,包括很嫩的學生或是歐巴桑、歐吉桑,他們都可以拿起麥克風講出大道理,或者說給他們一點ABC的入門,他們馬上可以進入狀況來討論法律條文。所以說對他們來講,學院外的人也是很有力量。但是學院內的人,我倒是擔心不夠高端,因為學無止境。我碰到比較大問題是,在台灣文學院的學生常常都太謙卑了,常常覺得他要活在眾多老師、學長姐的陰影下,所以不管是他們讀或寫的東西都不能夠施展,就沒有讓人覺得眼睛一亮的那種年少輕狂的人並不多,可是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,讀書和寫作的才情有時候可以對,就是想辦法把自己挑戰的困難度調到更高的極限吧。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的社會學界、社會學門,已經被挑戰到很高的境界,我覺得文學院的也可以這樣,當然整個社會系、中研院社會學單位都被吐槽,這表示他們真的很有衝勁。

黃:覺得不太可思議的是,20年前你還是20啷噹歲的時候,你就已經寫出了這些作品。雖然這些作品隱含了某些科幻的元素,或是恐怖小說的元素,可是如今讀起來還是覺得生猛有力。你現在再看自己年輕時候寫的東西,你還是可以感覺到那個力道嗎?

紀:其實我不大看自己以前寫的東西,我應該是那種很怕肉麻的人,所以剛才崇凱講話的時候,我就有點發抖。那我看自己的東西也會覺得肉麻,但是我不想要故意裝得很謙虛,把以前的東西說得一文不值。的確有時候我看自己舊作的時候,我會覺得震驚或驚喜,比如說,我現在在寫學術論文的時候,很辛苦在思索一些東西,其實我以前就想過,或者以前我就嘗試提過答案。倒不是說那個時候多麼聰明,而是說1990年代當時的台灣,是一個相對樂觀,因為剛解嚴,然後又比較有錢,那時候說我們是亞洲四小龍之首,我們根本難不起遙遙在後面的韓國。當時每個人好像只要埋頭做點事,都可以激發出自己的潛能,所以說我覺得那是個大環境影響的結果,並不是我個人多麼的厲害。但是我當然也知道,脫離那環境,如果到現在的話,我可能不會做類似的事情了。第一個,我可能不會讀文學了;第二個,台灣到現在真的是充滿了危機,很多年輕人的處境非常的危險,可是也充滿機會,那還有很多事可以做。我不知道耶!我也不曉得我的定位,我好像也不能去大腸花、小腸花,那些都不大適合。

黃:但1990年代,你的文學啟蒙,你真的感受到台灣文化、社會的活力是在那時候,可是你大概在2000年前後出國留學,到了美國,在那邊待了整整11年。你這樣繞了一大圈回來,我記得你在新版的《感官世界》後記裡面講到,你在年輕的時候一直想要出去,想要努力的學好外文,努力的吸收一些外國的文化、藝術的知識,因為你一直想要出去,你這樣出去繞了一大圈之後,回來發現台灣百廢待舉的到底是什麼?

紀:我覺得應該說是台灣其實充滿了希望跟機會,比如說,我講一些例子。比如我最近在看去年得到好書獎的作品《百年追求》,陳翠蓮、吳乃德三位作者合寫的書,講過去台灣民主歷程的發展。我看的時候非常地激動。裡面講到林宅血案、鄭南榕事件、雷震案,這些事件以前都聽過,但是重新看會有不同的感覺。我必須說,如果我人不在台灣,我在看書的時候不會有那種感覺;我如果是人在美國的話,我可能是看美國的民主發展史,但是看了之後還是會有一些隔閡。在台灣、在本土有一個好處是說,出國、去美國,那是一個讓人充電學習的地方,但是充了電之後,你要讓那個電釋放、讓這個電池散發電力,或者是跟周圍感應,這個台灣是個非常不錯的場所,或者說是對想要找老家的人來講。我舉一個可能崇凱會有感受的例子,身為寫作者,我們可能會在很多地方分享自己的寫作經驗或研究經驗,我當然可以在美國、歐洲的獨立書店裡面,跟當地的讀者哈拉;在東京或是巴黎那邊的書店,跟那邊的讀者聊自己的作品,好像很酷。可是老實說,那真的非常地隔閡,要抓到重點跟讀者感應的話,還是要在這邊,我是說台灣的各處。連在北京跟那邊的讀者聊天,大家都在講客氣話,其實都沒有搔到癢處。所以說,我覺得年輕那時候跟現在不一樣,那時候覺得能夠整天泡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裡面,那非常的酷。現在會覺得我幹嘛泡在那邊,我泡在紀州庵裡面一天也很好啊,沒有必要為了那些非常虛無、虛榮的大機構、大頭銜所迷惑。

黃:現在再問你,你會想念之前在美國的生活嗎?

紀:其實當然會想念啊,不過那有很大的一個因素。但是我覺得不大能夠回去,這跟寫小說的人有點像。對於一個屬於學徒階段的人,我當然可以仗著自己的年輕,盡量的像海綿一樣吸收,我什麼事都不要做,我這個月就專門看費里尼的電影,下個月就專門看瑞蒙卡佛的小說,我就一直看,不做任何別的事。一路開車到大峽谷旅行,然後沿途看瑞蒙卡佛、村上春樹的書,但是那真的屬於某個年紀嘛。如果是成熟的小說家或學者,不可能做這樣的事,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自己要寫東西,而不是一直去狂看電影、一直去狂看大師的作品。看別人的作品的結果,就是自己寫不出來。我回想起當時很甜蜜的過程,開車橫跨美國旅行,最浪漫的是沿途都在看英文的小說,但是現在也不會做那個事了。如果要做那個事,我應該只會隨時很焦慮的想要寫稿吧!當然很多朋友會問我這個教文學的人,平常你都看什麼文學好書啊?某些書很好看會不會去看啊?老實講,沒有耶。因為最尊貴的時間是要拿來寫作的,不管是寫作、創作,或者是學術的東西,稿子都寫不完了,怎麼可能去看書?但是別人往往不懂,他們覺得我好悲慘,有那麼多新的小說好看,我竟然要忙著寫論文,但是他們不知道,在這個階段,對我來說最重要也最痛快的事情是,自己可以寫東西。我想崇凱也是吧,你現在應該也發現,自己寫東西比一直去追大師的東西來得重要。

黃:這幾年一直密集且專注在寫的是《台灣同志文學史》,在1、2年前已經出了一本簡要版的書,你現在再把它擴充,或是說寫得更完整的同志文學史。我非常好奇,它最後的長相會是甚麼樣呢?因為之前在媒體上看到一些連載的章節,跟我們過去對於文學史的想像,有一點不一樣。不論是從方法論,或者是從它討論內容的方式,似乎也不是我們一般文學史的樣子。因為你在台灣文學所裡面教書,一方面你會接觸到正在寫作的寫作者們,一方面也會接觸,甚至教到正在這一行裡面工作的學術工作者。

紀:其實文學史還有同志的歷史,一投注的話,就會發現有很多精彩的地方可以寫。但是我花很多時間在想要突顯什麼、要怎麼樣安排這些細節,或者是說如果我一個電影導演,我手上有100個技術人員跟50個演員,我要怎麼讓他們合作變成一部電影?那當然是非常吃力的地方,我其實做得很慢。剛才崇凱說我寫得很密集,那當然只是在挖苦我寫得很密集。我想有些東西,其實是仔細看一些史料,可以發現有些事情跟其實跟我們所想像得不一樣,很多事情都可以被推翻。我在寫史的時候,當然有參考我的恩師陳芳明老師所寫的《台灣新文學史》這本大書,它裡面有講到一些蠻重要的觀念,就是要突破大家的刻板印象。比如說很多人會以為,台灣就是因為解嚴後,所以有很多人開始大鳴大放,包括文學作者也開始百無禁忌的書寫。可是他說實際上很多突破禁忌的作品,是在解嚴之前寫的,其實是在80年代還是非常肅殺的時候,就有很多人寫了挑戰社會禁忌的書,就已經大鳴大放,如果我們倒因為果的話,其實會忽略掉解嚴前台灣本來就有的生猛活力。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蠻值得思考的議題。我自己其實會發現,很多事情其實不只是同志本身的事,很多人事物其實跟我們想像中的不一樣,比如說台灣寫同性戀的文學,其實很多作家他們本身是不是同性戀並不重要,他們也不見得知道自己寫出了同性戀的角色,而是寫了以後,過了很久,我們現在的讀者才發現,原來這個是耶,只是作者本人不知道狀況。或者說很多政治立場的洗刷,有些人寫了非常鮮明的同性戀,可是被大家給遺忘了。我舉個例子,比如大家都會說台灣的第一部同性戀長篇小說,是白先勇的《孽子》,其實這個是錯的,因為它是1983年出版。可是郭良蕙在1978年就寫了充滿蕾絲邊的小說,叫做《兩種以外的》;玄小佛在1977年就寫了一本充滿蕾絲邊的小說《圓之外》。為什麼郭良蕙、玄小佛所寫的蕾絲邊小說,充滿蕾絲邊喔,在1970年代出版,就不叫做第一、第二部同性戀小說,可是白先勇的卻是呢?我覺得這裡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。我猜第一個原因是男女不平等,寫gay的東西,大家會說是第一、前所未見,但是如果是寫蕾絲邊的話,很多人就遲鈍了。這明明就是蕾絲邊啊,可是就不會把它當作是先行者。第二個就是因為文學地位嘛,我們知道白先勇有非常特殊的本錢,可以在文壇占一席之地,在那個時候,郭良蕙是被文壇封殺的,然後玄小佛是被人家認為是不入流的通俗作家,她們算是誰啊?就算她們寫的比較早,白先勇還是第一名。我覺得這裡面還是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,歷史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簡單,是有操作過的痕跡,這是其中一點。

黃:我們現在應該是需要什麼樣的文學史呢?

紀:這樣講好了,很多史,國史館的史或是中研院的史,他們寫的史其實也都是冷僻的,寫的史不見得能被大眾充分吸收。其實文學也是這樣,我覺得文學很重要的一個功能,就是它不要感動讀者。現在台灣的讀者、作者、出版者都覺得,好的書就是要讓讀者感動。但是我覺得也有一種文學的任務或者是使命,是不要讓讀者感動。很多文學並沒有要讓讀者感動,那麼台灣其實是偏食的。所以有些時候我不想寫,或是不想讀某些東西,就是我不要那些濫情的操作。這樣說就是我們如果脫離台灣的時空,去看一些冷門的、其他國家的東西,就會發現很多好的文學作品,跟有沒有感動人心無關。它可能就很冷淡,而不說像台灣的作者、出版社,動輒就要祭出親情、回想爸爸、背詩給媽媽聽、兄弟之愛,我覺得這些東西太多了。舉個例子,莎士比亞的戲有哪一些是感動人的?沒有嘛。沒有在那邊肉麻的,爸爸怎麼了、媽媽怎麼了。寫作者或者各界可以想想看,文學不要那麼的肉麻。我們也知道包括熱血,但我們也看過很多好電影是以冷血聞名的嘛。說來好玩,很多人說李安拍的《斷背山》看得很感人,順便講一下,很多年輕的學生已經不知道這個是什麼了,因為太古老了。但是《斷背山》原來的小說其實寫得非常冷靜,沒有什麼感人的地方,所以有沒有感人它其實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。我覺得倒是電視或電影,它們非常需要很快收集現金,因為成本浩大,所以需要拉觀眾來流淚,所以要感人。但是文學作品是不是需要感人,這就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地方,其實書大不了就是賣一兩千本,又不是像某些書可以賣五萬本。這個對我來講其實是個心結,雖然有些寫作者會覺得這可能也是一個心結。這樣講好了,村上春樹很多書就是這樣啊,很疏離,雖然他本人的包裝很肉麻,但是他在書裡面並沒有在搞這些濫情的東西。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一篇,我為一個好朋友的書所寫的序,篇名叫做〈湯姆恐怖歷險記〉。這個篇名改自〈湯姆歷險記〉,但是中間加了「恐怖」,原因是這個朋友的英文名叫湯姆,外號叫做「恐怖先生」,所以我把它改成〈湯姆恐怖歷險記〉。這篇序文後來收在逗點文創社的《約會不看恐怖電影不酷》這本書裡。

(紀大偉朗讀〈湯姆恐怖歷險記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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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:我覺得喜歡寫作的人不大跟我聊天,而實際上跟我聊天的學生很少,可能因為我在研究所很兇,但是我們在政大研究所的老師都很兇。不過可能這樣也好,他們更需要對話的對象,是其他也積極投入寫作的同儕、同年紀的人,或者是非常熱衷於寫作、操作的老師。那我比較不是那樣的人。像我對台灣各種藝術太濫情,我就非常耿耿於懷,這樣的話我要怎麼去面對熱血的文學青年呢?我知道很多文學青年就是這樣,而且他們知道東西要寫得濫情才容易得文學獎,那怎麼辦?我覺得立場有很大的差距,所以跟我談也不見得是比較好的。另外,我實在很挑剔,我的挑剔是,上過我的課的研究生,可能會抓狂。我改學生的作業是,標點符號都要改、每個字句都要改,我對於很多人的寫作風格都有非常強烈的意見。對於從事創作的學生來講,我的意見可能有點刺耳,因為我不太希望創作者操作濫情,我希望他的每一個字、每一個句子都不要濫情,甚至最好不要有形容詞、驚嘆號,但我知道這樣有點麻煩,因為很多人還活在一個充滿感情、感情充沛的階段,所以不跟我談也好。那是一個老人的心情,創作的話,當然都可以啦,但是在研究所的話則不要如此。我覺得現在的研究所也跟以前不大一樣了,以前我那個時代想要寫作的人,他們會覺得要去考個中文研究所,覺得比較放心,現在很多人想說要考台灣文學研究所。可是實際上念文學研究所跟文學創作本來就是很不一樣的兩回事,有些人可能可以同時掌握,有些人或許就是專心創作就好,反正念完碩博士也不會有錢、有工作。

黃:比如說我自己以前也當過文科研究生,就會有一個感覺是,文科研究生不管是讀了碩士或博士,都很弱勢。尤其你現在又是台灣文學研究所,它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新的研究學門,這是說它真正進入學院建置體制。但是今天如果有一個研究生問你說,老師,我這個研究所讀一讀,我拿到碩士之後,我需要再念博士嗎?你通常會怎麼建議呢?

紀:我覺得現在台灣有很多非常奇怪的變化,前幾年很多人已經體認到,在台灣讀文學碩士跟博士是沒有任何「錢」途,所以報考人數越來越少。可是今年有點奇怪,因為我們今年的博士班報考,是在太陽花學運散場之後才開放報名,結果報名的人竟然是去年的三倍。然後他們每個人都知道,念這個以後是不能夠賺錢的,所以也很難講啊。這個真的是跟賺錢無關,現在的情況是,就算你念醫學院,你也不見得念得完,或者是念完之後,你有可能被剝削,也不見得真的會賺錢。最後變成想開刀的人,竟然只能去做微整形的醫生。我覺得這個是讓各方面的年輕人都有很大的困惑,所以讀台灣文學的碩士或博士,也不見得會比較賠錢,反正學以致用這回事,在台灣是徹底破產了。

黃:好吧,我們今天從一個大學老師、寫作者,尤其他還是一個文學的學術工作者的嘴裡,聽到一些有點悲觀的。

紀:可是實際上修我研究所課的人,可能會同意一件事,我在研究所教書非常地認真,而且其實都是有點起乩的狀況。

黃:有,聽說你非常地嚴,然後要讀的東西超多的,而且外文資料超多的。

紀:你是說哪一年,因為後來已經沒有外文資料了。後來我已經體認,不要有外文資料,我就只看中文,但是因為只看中文,所以就更多、更難,因為都看得懂。可是我覺得驚訝的地方是說,有些人被操了一陣子之後,他的思考、談吐、想法、寫作都突飛猛進,我真的非常驚訝,不過都是女學生為主,男學生我不知道。不過有些女學生讓我非常驚訝的是,我去上研究所的課,跟研究生討論非常難的文學理論的時候,其實我非常地愉快,那個回饋感在很多地方都不會有,所以我也花了很多時間在準備研究所的課。這怎麼能說是悲觀呢,我覺得很快樂。

黃:可能對於當下在修這門課的研究生來說,都有點悲觀。因為資料很多,老師又想說都是中文,應該都讀得懂,結果就要讀更多這樣子。

紀:可是像這些東西,前兩年教的東西,街頭上都要用啊,什麼是國家機器?什麼是國家暴力?這個不是現在都在用嗎。

黃:結果反而經過這一陣子的事情之後,反而有一個錨定的座標,可以好好地去思考,讓你覺得應該要多吸收一點知識。那我們撇開你的教師身分,回到一個作家的身分,我想應該很多讀者都問過你這個問題,就是你到底甚麼時候才要再出新的小說呢?

紀:可是有些時候常常會問到地雷。

黃:所以這個算是地雷嗎?

紀:這個不是地雷啦。但是我應該要感謝他們,有時候有些小說因為陰錯陽差,最後並沒有收錄到我出版的小說集裡面,所以有些長久的讀者、好心的讀者跟我說,他們曾經在一九九幾年看到一篇我的小說,讀起非常地感人,他非常的感動,但是為什麼沒有收到小說集裡面呢?

黃:因為你不想要感人或感動。

紀:對對對,我心裡的os就說,我並不是故意的,但是既然你說那個很感人或感動,那我就不要收進來好了。這樣說你來是有點好笑啦,但是實際上寫作是非常耗神,你手上在寫個東西的時候,不管是論文或者是小說,它就像你手上有一個玩具,你就像個頑皮的臭小孩,整天一直玩著它不放,睡覺也不放、吃飯也不放,一直在捏它。那個其實非常耗神,那個是可以做,可是我目前是在忙著寫論文。而且有一個麻煩的地方是,我在寫論文的時候,其實我非常地爽,但是一般讀者不知道,他們覺得你為什麼那麼可憐要寫論文,你應該要寫小說才快樂啊,其實並不是那樣。我覺得目前在台灣類似的論文寫的人不多,可是寫出台灣好小說的人很多,像是崇凱啊,崇凱可以先寫,等到以後可以交換。你也可以寫非文學的書啊!

黃:那我們就是謝謝紀老師,特別願意回答這個被問過很多次的問題。非常謝謝紀大偉老師為我們朗讀了這篇非常長、有趣的〈湯姆恐怖歷險記〉,同時也讓我們認識了另一個小謨學長─但唐謨,也是台灣非常重要的影評人。再次謝謝紀大偉老師跟我們分享這麼多關於生活、工作的想法。

紀:謝謝崇凱!謝謝大家!